一本《泰西策》一部《盛世危言》，前者让唐浩然名扬海内，而后者却因皇上与地方大员的推崇，更令其声名鹊起，一时间名声大噪，在京城文人之中论及风头，无人能出其左，而唐浩然的过去亦随之再被挖了出来。
从献“纱、丝、煤、船”富国四策，再到创办禁烟局，既能“渐禁而平烟毒”，又能拓财源于官府，短短数月间，湖北省年入多出百余万两，着实让人惊叹，有好事者称其所献“皆旁门左道，非圣人子弟所取”，亦有好者为其辩称。
谤名也好，誉名也罢，随着一群清流言官在翁同龢的暗示下，纷纷上折支持“择台湾一地，试行新政，以证其效”，而这正是出自《盛世危言》“特区篇”中的“以一隅之地为全国之先，以免新政伤及国之根本”。
若是搁过去，有人提“变法”、“维新”、“新政”以至“洋务”，立即就会有清流跳出来对其大加抨击，这会反倒全都支持了，不仅仅是因为那部《盛世危言》倍受皇上推崇的，在某种程度上，他们甚至赞同书中所谓，尤其是“新学篇”着实让他们舒服许多——专门学堂如古之幕府为落榜士子衣食之道，授以专长，职有所专，至于什么格物、数学、洋文的，不过就是“吏”之学罢了，同样是为国效力，这官是官，吏仍然是吏，而这专门学堂不过只“育专吏之所”。
这种区分对待，着实让那些清流言官们顿觉身份高出几分来，自然也就无需像对待同文馆等洋务学堂一般百般抨击——当官的有几个抓着小吏的尾巴不松的，治吏虽是为官之道，可一个言官站出来抓着小吏上朝议，还不成了笑话。
更重要的一点是，这些清流言官意识到，这甚至可以引伸于朝议，将来借操洋务者为吏为名，对过去趾高气扬的各地洋务衙门加以打压，岂不妙哉。
至于军机大臣们，瞧着皇上的劲头，那边太后也未发话，自然也都理智的保持沉默，现在那“试行新政”的折子还未上朝议，至于将来，还是等太后发话再说。
而在另一方面，几乎所有人都知道，无论事态如何，新政成与不成，那唐子然算是功成名就了，更有人认为这将来主持新政试行者，除唐子然外别无二人，原因无他，这事由其所提，自然也将由其负责，而更重要的是，能得翁常熟、张南皮以至李合肥等数位朝中地方大员的赏识，将来成就必不可限量，
一时间慕名来唐府拜访的举子更是踏破了唐家的门坎，唐浩然总算是知道什么叫“人怕出名猪怕壮”，虽是烦不胜烦，但却也只能强撑着笑容，一面与拜访举子结交，一面从中试图挑选择几个人才，而与此同时，各方刘声夸奖的消息，亦通过各种渠道流传出来，以至于唐浩然的名气更加大了。虽然偶尔也有责难的声音出现，但在这汹涌的叫好声中，又有谁听得见呢？
也就是在这一片叫好声中，唐浩然接到了来自宫中的圣旨，这是在翁同龢的力荐下，唐浩然方才得到的面圣之恩，对于外臣来说，这自然是无尽的“恩宠”，召见唐浩然的地点是颐和园仁寿殿。盛夏之际，皇帝常来颐和园听政，所以臣子也就在北京西郊的道上，络绎于途。通常是先出北京，在颐和园户部公所过夜，第二天清早可以争取时间。
皇帝召见是何等大事，做臣子的，必须先预补一点朝仪和规矩，唐浩然自然也不例外要向人请教,就在寻思着不能失仪要找人请教的时候，翁同龢的得意门生王伯恭，则亲自上门拜访了。
“久违了，仪政兄。”
面对王伯恭的来访，唐浩然迎在门口，之所以这般客气，原因倒也简单，先前在翁同龢府上，其向他介绍并力荐了王伯恭，不用问，将来台湾试行新政，必定有其一席之地。一边迎其进入客厅，一面寒暄过后，唐浩然便表明了自己的感激之意。
“今天冒然来访，是听说明早皇上要召见老弟。因为这是首次，请子然老弟注意一些仪注。首先，老弟天没亮就得到颐和园外朝房伺候。然后有人监引导，进宫门，到仁寿殿门，太监就退走了。这时老弟要特别注意那门槛，门槛有二尺高，门上挂有又宽又厚的大门帘，由里面的人监掀起来，让你进去。要特别注意，门帘起落，会特别快，老兄动作得跟得上，不小心就会一只脚在门槛里头，一只脚在门槛外面，也可能官帽被打到，打歪了，就是失仪。好在我己为老弟先打点过，请他们特别照顾。还有……”
王伯恭站起来，从桌上拿起一包东西，
“这是一双“护膝”，绑在膝盖上，见皇上要下跪，跪久了容易麻，再说那金砖厚过一尺，虽是天热，可跪久了还是会伤着膝盖，到时候站不起来，也是失仪。这些都是为官者的经验，特别奉致老弟。我要赶到天津有事，不能久陪了，晚上也不一定能赶回，已吩咐这边总管照料一切，老弟尽可使唤。今天送子然老弟到颐和园后，明早他们会等在门口。晋见皇上后，他们再送老弟回北京。”
对于王伯恭的叮嘱和关照，唐浩然自然又一次表达了感谢之意。他心知，所有的一切，恐怕还是出自翁同龢的授意，心想现在无论如何，自己恐怕都同清流分不开了，就像张之洞一般，给打上了帝党的烙印，除非自己他日在关键之时“卖身”投靠，否则这“帝党”之名怕是除不掉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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